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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洁琪现状

罗洁琪现状如下：

我的洁琪家挨着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气候保护部。办公楼的罗洁泸州马路对面就是一块大草坪（Invalindenpark），那里是琪罗提倡气候保护的活动人士聚集的公共空间。只要有人提前登记聚集，洁琪警察就有义务维持秩序，罗洁泸州提供空间。琪罗俄乌冲突以后，洁琪德国陷于能源危机，罗洁泸州这种活动就更多了。琪罗

刘迎霞被抓了吗

全国政协昨天审议通过了撤销刘迎霞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洁琪决定,原因尚不清楚。刘迎霞也成为去年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公布以来第5位被撤销资格的委员。”在外界看来,刘迎霞颇具政商“能量”,其公司曾参与中石油对社会资本开放最大项目,时任中石油董事长的蒋洁敏还出席了签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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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富商刘汉被公诉 曾为周滨生意夥伴】(记者 罗洁琪)四川汉龙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近期因涉黑被前方提起公诉。案发前,他与商人周滨是生意夥伴,有投资往来。刘汉及其弟弟被控涉黑等15宗罪。刘汉曾高价从商人周滨手中收购旅游资产,周滨亦曾帮助刘汉代持电力公司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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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热议：

@一号牦牛：中国富豪为何多以坐牢收场？ 马年伊始，就传来刘迎霞免职，刘汉被捕的新闻，在政坛人心惶惶的同时，中国商界的富豪们看来日子也并不好过。美国一家媒体近日刊文指出：在中国不少富人一旦被列入百富榜，就像是被列入了“杀猪榜”，难有好下场。官媒人民网日则提出：富豪落马有关“法治”，无关“杀猪”

@情系南北疆：打的都是一路人马，站错对队的後果。

@司马平邦：随著改革开放中树立的财富偶像一个一个未及暮年而过早夭折，如哈尔滨的刘迎霞、四川的刘汉，改革开放的夭折也是必然的，历史有时根本没有理性。

@追求者张平：“最美女委员”刘迎霞的委员资格被撤销了，这是又一个官商结合，快速成功，又迅速跌落的故事，但绝不会是最後一个。在没有公正、法治的市场环境裏，“最美”这顶桂冠没人能戴久。

@左派来了：最近刘氏家族出尽风头，一个是才女刘迎霞，一个是恶男刘汉。这两人都有的共同点是：都非常有钱，非常有关系，手段当然都非常聪明。这两郎才女貌一个被撤一个被杀预示著资本与官僚的艰难剥离之路终于迈出了第一步，虽然有点晚，但是是鼓舞人心的！

陈兆基出什么问题要撤职?

2009年4月16日，据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证实，陈绍基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同日，据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证实，中央已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现正在按程序办理。

男，汉族，1945年9月生，广东中山人，1967年9月参加工作，197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山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副总警监。

1963-1967年中山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

1967-1968年留校待分配

1968-1970年台山县烽火角0507部队战士

1970-1982年省革委会保卫组、省公安厅办公室办事员

1982-1983年省公安厅办公室副科长

1983-1985年省公安厅研究室副主任、主任

1985-1986年佛山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挂职)

1986-1990年省公安厅副厅长、省政法领导小组副秘书长

1990-1991年省委政法委专职副书记兼秘书长(正厅级)

1991-1993年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

1993-1998年广东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其间：1996.04-1996.07在中央党校进修一班学习)

1998-2000年广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

2000-2002年广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2002-2004年广东省委副书记、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校(院)长

2004-2008年广东省第九届政协主席、党组书记

2008年 广东省第十届政协主席、党组书记

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十七大代表，

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十四、十五大代表。

1993年10月被授予副总警监警衔。

黄光裕案、郑少东案相关涉案人供出线索，查出陈绍基家族巨额资产来源不明

【《财经网》广州专稿/记者 罗洁琪 罗昌平】 现任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因涉嫌经济问题，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财经》记者经多个渠道证实，陈绍基是4月11日前后被有关部门调查的。

新华网4月16日下午也披露了这一消息，称“据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证实，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知情人士透露，陈绍基被调查，与正在接受调查的原国美电器董事会主席黄光裕，原公安部部长助理、经济犯罪侦察局局长郑少东有所关联。根据黄光裕案、郑少东案相关涉案人供出陈绍基违法违纪的线索，相关部门调查了陈家族的资产，发现有巨额资产来源不明问题；且初步调查出陈绍基涉嫌受贿，由其家属收取受贿资金。

广东省委一名官员透露说，4月14日下午15时，广东在正厅以上级别官员范围内，对此事进行了通报。省委主要领导在通报会议上表示：最近会有很多不利于广东的声音出现。要努力树立广东干部的良好形象。

《财经》记者了解到，陈绍基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4月5日在珠海出席前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纪念馆揭幕仪式。当时陈绍基的头衔除广东省政协主席，还有中国乒协副主席。当天的公开活动中，陈绍基表现如常。

今年63岁的陈绍基系广东中山人，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位居副总警监。

陈绍基从1993年始，担任广东省政法委书记达九年；并从1998年至2004年，一直担任广东省委副书记。自2004年始，陈担任广东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并于2008年获得连任。陈还曾任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在政界一路高升的同时，陈绍基在广东警界亦业绩彪炳，位居副总警监。陈绍基早在1982年就进入广东警界，随后，自省公安厅办公室副科长步步升至广东省公安厅厅长，并在公安厅厅长及党委书记位置上任职七年。在1993年至2000年的七年任期内，陈绍基为广东警界赢得“最威名显赫的年代”，当时的广东公安被誉为“逢大案必破”。2001年8月14日，公安部授予广东省公安机关“打黑尖兵”荣誉称号。

在广东警界曾经光辉的上世纪90年代，有个关键的人物不容忽略。他就是正在接受中央纪委调查的公安部部长助理、经济犯罪侦察局局长郑少东。郑少东1980年从警，在广东省公安厅历任刑警总队副总队长、刑侦局局长，广东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等职。在调任国家公安部之前，郑少东曾经是陈绍基手下的得力干将、仕途被看好的“警界少帅”。

但是，自国美电器董事会主席黄光裕案发后，郑少东和陈绍基分别成为涉案被查的首名副部级官员和首名省部级官员。

2008年11月19日晚间，黄光裕因涉嫌操纵股价问题，被北京警方带走调查。随着调查逐步深入，与黄光裕案牵连的商人、官员与掮客逐渐浮现。今年1月12日，有关办案人员将时任公安部部长助理、公安部经侦局局长郑少东，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兼北京直属总队总队长相怀珠带走。随后，二人因涉嫌在金融大案中受贿被实施“双规”审查。

在黄光裕案揭底过程中，陆续牵连出的商界及政界人物还有：黄光裕的胞兄即新恒基集团董事长黄俊钦、中关村(5.70,0.02,0.35%)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许钟民、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检查司司长许满刚、港澳赌业重量级人物连超等。

总之，被双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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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正午5

作者：正午故事

豆瓣评分：7.3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8-3

页数：312

内容简介：

本书是《正午》系列的第五本，精选自界面新闻旗下的非虚构平台“正午”。

“特写”栏目，本期推荐罗洁琪写的《傻妹》，由一起强奸案写出了广州一个城中村的生态。《176个被告人》则写出了日常生活中的荒谬。一个平常的小区，一栋平常的大楼，一个平凡的人被砖头砸死。警察调查无果，基于《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条，大楼的住户都成了被告人。

在“随笔”栏目，推荐张莹莹的《植物笼罩上海》，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描写一个城市。本期收录了范雨素的《农民大哥》，以及风格各不相同的几篇随笔。

本期正午的“访谈”，梅峰谈论了由小说到电影的改编，所谓“民国感”如何制造，“学院派”的光芒与衰落，以及他的个人阅读史。

“个人史”其实是口述史，挖掘那些被埋没却值得纪念的回忆。我们请池子讲述了他的脱口秀之路，是一篇非常幽默的文章。另一篇《爱、性与残疾》，讲的是一个独特的话题，在法国为残疾人提供性陪护的人们。

这期“视觉”栏目，是一组非常触动人的图片，摄影师高山拍摄自己的母亲。

最后，是非常长非常长的“长故事”。本期的三篇长故事，一如既往，长而好看。分别是李纯的《李绪义决定抢劫运钞车》，叶三的《西北野孩子》，罗洁琪的《壮阳内裤骗局》。

作者简介：

正午故事，界面新闻子品牌，致力于打造原创的非虚构写作平台。我们希望能避开热点和新闻头条，寻找那些不为人知且富含意义的线索，被主流媒体忽视的角落。正午创建于2014年9月。

谁是精神病人（谁都有可能被精神病人）——戴廉 郑道 罗洁琪|文

福建人陈德明以一副诡异的形象来到精神病院：头上套着编织袋，四肢捆着不干胶，身上还裹着一床被单。他是被妻子和娘家人送来的。

陈德明没病。医生诊断：“患者目前无精神病性症状”，可以出院。但一条在精神病院实行多年的不成文规定——“谁送来谁领走”阻挠了他的离开——妻子拒绝领人。

住院56天后，在姐姐的努力下，陈德明离开医院。等待他的，是一纸离婚诉讼的法院传票。他和妻子一起经营的黄金珠宝店已经关门，价值400多万元的珠宝不知所踪，股票账户上的80万元被套现，家中的保险柜空空如也。

2011年6月20日，在一个由律师和法律学者组成的小型论坛上，陈德明平静地讲述着这个骇人听闻的故事。在此十天前，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精神卫生法（草案）》（下称草案），并首次公开征集意见。参会律师们的声音集中在一点：当前草案能够防止“被精神病”事件的发生吗？

这同样是公众的疑虑所在。近年来，各地“被精神病”案例屡被曝出。在有关精神卫生立法的报道中，“被精神病”也是最为火热的话题。

但是，几乎同时，在另一个由精神科医生组织的研讨会上，这一话题遭到了无奈而激烈的反驳：民意倒向了“防止公民被精神病”，但请不要忘记，这部法的主要任务，“本应该包括关怀和保护一个最痛苦也最弱势的群体——精神障碍患者”！

中国精神卫生立法迄今已有26年，医学界和法学界的争吵在最近数年里越发不可开交。争论包含了方方面面：到底应该何时、由谁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应该被强制住进精神病院？医生的权力边界在哪里？监护人的概念如何厘清？“有扰乱公共秩序危险”能否作为非自愿住院的实体标准？

“你可以进去了”

杨志超作为“精神病人”，从确诊到被安排入院，历时未满两个钟头。

“你可以进去了。”护士一边对杨志超说，一边推开了通往精神病房的防盗铁门。

那是11年前的一个中午，1999年12月30日，知名行为艺术家杨志超，被医生以抑郁症患者的诊断收进了医院。

杨志超主动来到这家精神病医院，是为了完成体验、观察精神病医院的行为艺术。医生在听完杨长期不上班和曾经自杀等经历后，“她毫不怀疑地将我列入精神病人的行列。”杨回忆说，病症是“抑郁症”。

时隔11年，如今的精神科就诊，草率问诊的情况并未得到根本改观。2008年10月，广西媒体曾披露，一位名叫黄雪清的高三学生，因头疼而被奶奶送到医院。南宁市宾阳县新宾卫生院精神科的医生诊断为“分裂样精神病”，要求其住院并服用了“利培酮”和“氯氮平”等药物。三天过后，黄雪清病危。经转院到广西自治区人民医院，黄的病因最后被确诊为“继发病毒性脑膜炎”和癫痫状态。

曾在日本进修精神疾病博士课程的吴娟告诉财新《新世纪》，她日前观摩国内某知名三甲医院的精神科初诊步骤，最让她震惊的是，“初诊时间总共就花20多分钟，就是走个形式。”

该院该初诊步骤大致规定如下：

1.先向知情人（家属或单位）询问病人的各种情况。除其他科都要询问的家族史、个人史、既往史、药敏史外，还包括生长经历、个性特点、恋爱婚姻情况、是否受过刺激等，约需5—10分钟；

2.对精神病人进行精神检查，精神检查是访谈式的，以交谈为主，要花很多时间，约需15分钟左右；

3.最后则要将诊断、处理以及预后等情况向病人家属交代，以取得家属配合，此时，患者家属或单位领导亦会向医生提出各种咨询问题，要求解答，要花费5—10分钟的时间。

吴娟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在日本，初诊时医生一般至少都要跟就诊人谈上一个小时。如果要求患者入院，要有两名有鉴定资格的‘精神保健指定医’同时认定。”

在中国的医院，对于精神疾病的诊断，除了执行国际疾病分类（ICD-10）第五章“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所确定的诊断标准，亦参照由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制定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但这比已被许多国家采用、由美国精神病学会制定的“美国精神障碍统计与诊断手册第四版（DSM-Ⅳ）所规定的标准较低。以“精神分裂症”为例，中国的“症状标准”规定，至少有如幻听等二项症状，“至少已持续一个月”；而美国的标准中，如妄想、幻听等相关病症应在“二项以上，均应在一月内的（如经有效成功的治疗，限期可以较短）显著较长时间里呈现”，“病情的持续性表现至少持续六个月”。

和其他科室相似，中国精神科医疗资源严重匮乏，三甲医院精神科常常人满为患。一位精神科专家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在他每次出诊的四个小时中，常常需要连续接待数十位病人。

而中国基层精神科从业人员素质的参差不齐，不免令人为精神疾病的诊断多了一份担忧。

一项四川省精神卫生机构现况调查显示，截至2007年底，四川省精神卫生机构在岗人员无医学学历971人，中专2477人，大专2459人，本科1174人，研究生及以上70人，本科及以上学历仅占18.159%。职称以初级为多，占55.181%；精神科医师为1162人/10万，护士为2142人/10万，康复治疗师为85人/10万。与此同时，人员流失严重，五年间流出的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占流出人员约20%。

因为社会对精神病人的歧视，精神病学和精神病医生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边缘化。“以前很少有大学毕业生愿意到精神病院来，我们的医生主要以退伍军人、中专生为主，大家后来通过自学才拿到了更高的学位。”辽宁某县精神病院院长说。

北京市地平线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执笔人之一的黄雪涛指出，在中国，初诊和确诊过程草率，对精神病人的收治，亦没有严格的程序加以规范。收治存在制度缺陷正是造成“精神病乱象”的根源之一。她对财新《新世纪》记者分析称，由于缺乏相应约束监督的制度设置，精神病领域造成了“该收不收，不该收乱收”的乱局——如此，精神疾病已是涉及全民的问题，谁都可能存在“被精神病”的危险。

确立“危险性标准”

　中国非自愿住院比例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曾高达70%以上。即便按照50%来算，仅2008年就有30万以上的患者被非自愿收治。

几乎每一位“被精神病”者，都对自己被强行送入精神病院的情形记忆深刻。

53岁的上海某机械厂老工人周鸣德，对财新《新世纪》记者回忆自己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的过程：2008年4月23日清晨，刚走到上海火车站大门口，忽然感觉到身后有人，来不及反应，就被硬物袭击后脑勺，当场昏倒在地。苏醒过来时，双手已被反剪，身上也被约四寸宽的白色布带捆绑。两个便衣男子将其塞进路边停靠的120救护车，强行送进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下车后，没有办理任何入院手续，他被两名男子直接带上十楼的病房。七八个穿着蓝色制服的护工围着他，给他换上病服，然后把他的衣物、手机、钱包等全部拿走。从病房到楼梯间，渐次有玻璃门、铁门和木门——三重封闭的大门，均需要医院的工作卡才能打开。从此他与精神病患者共居一室，却无从知道自己入院的原因。

此后的病历显示，2008年3月18日，周鸣德的妻子、儿子及普陀区桃浦镇妇委相关人员曾到医院叙述称，周鸣德“到处上访，行为异常，怀疑妻子有外遇，殴打妻子等”。医生诊断：根据病史，考虑偏执状态，登记住院。

周鸣德遭遇的关键点在于：医生在未见到他的时候，仅凭其妻和儿子的一面之词就给出诊断，并强制其入院。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院长唐宏宇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中国非自愿住院的比例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曾高达70%以上。当前即便按照50%来算，仅2008年就有30万以上的患者被非自愿地收治。

当然，唐宏宇还说，“和其他病人不一样，正常人得了病会想尽办法去治疗，而且尽量会找好的医生治疗，但精神病人的特点是，他们往往不承认自己有病，拒绝寻求治疗。这在医学上被称做‘自知力’的丧失。”

正因精神疾病的这一特点，在医学专家眼中，一定程度的强制是必要的。支持强制的另一个医学理由是：临床经验已经证明，对精神疾病的早期干预能够阻止患者病情的进一步恶化。

面对强制入院遭遇的质疑，一位医生曾经愤愤不平：“是不是我们就一直等着，等到患者杀人、或者自杀才送到医院？”

但这个观点无法说服律师和法学专家。黄雪涛2008年主笔撰写的《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其中列举了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的八宗罪，前四条均与强制收治有关，包括“强制收治没有门槛，包括轻微精神病人、疑似精神病人在内的所有人都可以被收治”“强制收治没有程序规范，医院可以在从未见过当事人、从未作出诊断的情况下，派人将当事人用‘绑架’的方式收治”“否认个人拒绝住院的权利”“不经法定程序推定监护人”。

针对上述情况，黄雪涛等律师推崇的入院标准，是国际社会通行的“危险性标准”，即“有伤害自己或他人的行为或危险”。

联合国大会1991年12月17日第46/119号决议，通过《保护精神病患者和改善精神保健的原则》规定，惟有在下述情况下，一个人才可作为患者非自愿地住入精神病院；或作为患者自愿住入精神病院后，作为非自愿患者在医院中留医——确定该人患有精神病，并且（a）因患有精神病，很有可能即时或即将对他本人或他人造成伤害；或（b）一个人精神病严重，判断力受到损害，不接受入院或留医可能导致其病情的严重恶化，或无法给予根据限制性最少的治疗方法原则，只有住入精神病院才可给予的治疗。在（b）项所述情况下，如有可能应找独立的另一位此类精神保健工作者诊治；如果接受这种诊治，除非第二位诊治医生同意，否则不得安排非自愿住院或留医。

此次中国《精神卫生法（草案）》中规定，“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或者将要发生伤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扰乱公共秩序行为的，其监护人、近亲属、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予以制止，其监护人、近亲属并应当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其中，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行为的，由当地公安机关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并通知其监护人、近亲属。”

对于涉嫌“扰乱公共秩序”应送诊一项，黄雪涛认为《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扰乱公共秩序”内容的规定相当宽泛，如若据此作为非自愿住院治疗措施的条件，无疑存在被滥用的危险。

避免权力滥用

　精神病院常常难以摆脱政治力量的左右，精神科医生也和法学学者一样，希望“建立一个严谨、细致、操作性好的非自愿住院制度”。

因为“被精神病”事件日益增多，病人或疑似病人的维权意识增强，一些医院和医生，也总结出“个性化”的诊断程序。

广东湛江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生钟古华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为了防止“被精神病”的发生，他的方法是：“如果是妻子送来丈夫，我就要求他的兄弟或父亲一定要到场；如果是丈夫送来妻子，我就要求她的娘家人过来。必须大家意见一致，才能收治住院。”

不同于临床医学的高度发展，现代精神病学只有短短100多年的历史。又由于临床常见的多数精神疾病，到目前为止都无法找到病因学上的确切证据，实验室检查、影像学、病理学等诊断方法无用武之地，而主要依靠医生对患者进行的精神检查，结合家属提供病史来进行诊断，故其医学属性始终遭受质疑。

甚至有人戏言，“想说你是精神病你就是精神病。”

对于“被精神病”现象，有专家分析，中国精神病院和精神科医生的逐利冲动也是原因之一。

不过，唐宏宇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对此予以否认：“目前，大量真正的精神病人没有办法住进医院，医生如果要逐利，是不是应该想办法将他们收治进医院，而不是将正常人收治入院？何况，‘被精神病’案例充其量只是万分之一不到的个案，难道医生要靠这万分之一挣钱吗？”

实际上，精神病学专家很少提及的另一个事实是，精神病院常常难以摆脱政治力量的左右。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律界人士指出，精神病专家“误诊”病人背后，除了利益瓜葛，往往是某种政治压力。一些地方当局出于维稳需要，将精神病院作为维稳工具，精神科医生也被迫成为制造精神病人的工具。

近年来媒体披露的多起“被精神病”案件中，多数属于此类情形。

基于种种现实，尽管对于“被精神病”的观点分歧巨大，精神科医生也和法学者一样，希望“建立一个严谨、细致、操作性好的非自愿住院制度”。

本次草案设置了初诊、复诊、精神司法鉴定的诊断程序，但这在法学界人士看来还远远不够。他们主张程序司法化。

“精神障碍的认定，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尤其涉及人身自由、生命健康，所以用司法的正当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是非常必要。”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轩说，“我主张精神障碍的认定，以及精神障碍者的强制住院或者非住院治疗，都应当实行严格的司法化和去行政化。”

“任何权力都会被滥用。”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戴庆康说，“我们需要通过正当的程序来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他是否有精神病；第二，他的精神病是否严重到必须强制住院。对此，司法部门应该提供一个辩论的平台。”

许多精神医学专家持有同样观点。他们认为，应划清诊断和收治的权限，一个人是否患有精神障碍，应该由医生从专业的医学角度进行诊断；而对非自愿治疗，则由司法裁定。

而早在2007年，北京安定医院罗小年教授即向卫生部法规司提出：赋予精神科医生司法权，是精神科医生难以承受的，国外立法中，提请对患者实行非自愿住院治疗的都不是精神科医生。

不过，唐宏宇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我也希望这么做，可在中国现阶段基本不可能实现。仅仅是我们医院，每天入院病人就近十个，如果全中国的精神病院每收治一个病人，都要像美国那样司法前置，中国的法官忙得过来吗？”

据财新《新世纪》记者了解，《精神卫生法》2009年征求意见稿曾设想：由患者、家属、律师和法官共同组成一个独立审核委员会，以解决司法前置可能导致病人无法及时治疗问题。但这个建议并未出现在此次草案中。究其原因，一位精神病专家坦言：“委员会的费用谁来承担？”

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之间，《精神卫生法（草案）》还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有法总比没法好”，酝酿、争议了26年之后，《精神卫生法》出台或已近在咫尺，填平“被精神病”的鸿沟已非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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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高尔夫球